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

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性时刻，《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郑重地向世界宣告：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建议》明确指出，要把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作为动力。我认为，“两个动力”的提出，将为新世纪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运行系统装上两个功率强大的“马达”。可以预料，随着两个“马达”的并进驱动，必将使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或权宜性的对策，而是党中央针对我国进入新阶段后面临国内外的新形势而提出的战略思路。这一战略思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从理论上说，“两个动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高度概括。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两大系统矛盾运动的结果。其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当生产力的发展受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束缚的时候，就必然要求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解放生产力。在这里，改革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和坚实基础。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其二，是生产力系统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社会生产力是一个多种要素有机结合的大系统。在现代经济中，科学技术要素在社会生产力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当年马克思就曾说过：“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邓小平则创造性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些论述揭示了一个普遍的规律——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以及二者的整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力量。

其次，从实践上说，“两个动力”的论断是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实践的精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当之快，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1978年为3624亿元，1999年则增长到81911亿元。朱基同志宣布，今年预计将达到87000亿元。以上是按当年价格计算的，若按可比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指数，以1978年为100，1999年则增长到683．7，这种增长速度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为什么会取得如此显著变化，原因固然很多，但从“力源”上分析，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和技术进步两大动力推动的结果。我从实践中看到两个有规律性的现象：从时段上看，什么时候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两个“马达”的动力强劲，什么时候经济发展就迅速。例如，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我国经济连续上了六个“万亿元”的台阶——从1992年的26638亿元到2000年的预计8700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7500亿元，其中有五年每年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价格计算）以一万亿元的速度递增。这与十四大明确提出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以及在实践中实施“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从地区发展来说，哪个地区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深化，哪个地区的综合经济竞争力就提升得快。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其他一些新兴工业化地区和高成长地区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两个动力”的提出是应对国内外新形势下诸种挑战的战略选择。十五期间，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将对我国经济体制格局提出新的挑战。从国际环境看，包括信息革命、生物工程和纳米技术在内的新技术革命来势迅猛。从改革开放角度分析，这场革命将使企业经营和市场运作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网络经济的发展将使我国经济体制不可避免地走上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道路，从而对现行体制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全球结构的大调整，也必将带动我国国有资产结构和整个社会资产结构的战略调整。从国内情况来看，结构性矛盾（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日趋突出；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经济增长，就业不足已成为新世纪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为此，我们需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并推进技术进步，这是从动力系统着眼应对国内外挑战的战略选择。正是上述背景下，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把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作为“十五”期间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两大动力”。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建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地发挥，经济方面的体制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从整体上分析，经济体制改革离预计的目标尚有很大的距离：国民经济布局虽然有所调整，但“分布过宽”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国有企业虽然有了一定的自主权和活力，但尚未从制度层面解决其“市场主体”和“法人主体”的问题；商品市场有了较大发展，但要素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育缓慢；社会保障方面虽然有数千万人分别参加了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但整个社保的体系性建设才刚刚起步；至于金融体系的改革、政府职能的转换，受各方面的掣肘也尚未到位。总之，体制性障碍仍是“十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根据十五届五中全会的精神，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第一，要全面估量加入世贸组织后改革面临的新形势和下一阶段改革的新特点。《建议》提出，要“全面估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这一思想十分深刻。要看到，加入WTO，一方面将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活动空间，特别是将为我国利用国际资源和先进技术提供好的发展机遇；但另一方面，也给我国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特别是经济体制带来严峻的挑战。它意味着我国经济运行体制不仅要按照市场化的规则来运作，还要按国际化的规则来运作。这是一条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归之路”。问题是，在WTO的规则下，我国现行的企业制度、市场结构、信用制度、分配制度，以及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等，均有不适应之处。对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我们根据新形势的要求进行深入研究和全面估量。同时，“十五”期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也将会出现若干新的特点：从改革的内容来看，改革将触动计划经济体制最坚硬的部分，改革将进入“深水区”。从改革的配套性和系统性来看，下一阶段的改革将不再停留于过去单项的或松散性结合的改革，而要侧重于综合性的改革。这种配套不仅包括经济领域，还包括其他非经济领域，这个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从风险角度分析，由于下一阶段改革将进入市场化进程的关键时期，所遇到的阻力和风险将会加大，尤其是来自和传统体制密切相联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和就业等方面的压力，将是下一步改革所面临的新课题。从改革的推进方略来说，鉴于201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已经明确，应当以更加理性的态度侧重于制度创新和制度完善。这是五中全会《建议》所说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意所在

第二，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创新”二字上作文章。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是一项前人未曾从事的新事业，这就需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在这里，“探索”、“创新”的基本思路应是“要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所有制结构和企业制度方面，应按照有进有退的要求，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在“十五”期间这种战略性调整应当取得突破性进展。同时，要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解决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问题。在微观层面，则要推进企业的制度创新，真正使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在市场体系建立方面，要打破部门行业垄断和地区封锁，发展各类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应按照现代银行制度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综合改革，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政府管理体制方面，要进一步转换职能，不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上述改革要有新的思路，不仅要突破传统体制的窠臼，而且有些方面恐怕还要超越前几年改革过程中我们自己形成的某些思路，从而真正实现体制创新。

第三，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都涉及对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这就要打破旧的格局的平衡。一方面，原有体制运行的常态秩序势必要有所变化，另一方面，新因素的渗入，势必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是常态秩序的改变还是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都有可能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我们必须按照五中全会的精神，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今后五年至关重要。

科技进步和创新，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我国现阶段来说，只有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才能为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在“十五”期间，要发挥科技进步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当处理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关系：

一是总体跟进与重点突破之间的关系。新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课题。在这场革命的推动下，曾经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的生产要素、交易方式、主导产业等，都将或先或后地发生变化。这场科技革命表现在诸多方面，总的来说，我们应当总体跟进，以防止在基本面上落伍。但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也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要选择我国具有一定优势、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性领域，集中优势兵力，实现重点突破。其突破点可重点选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方面，这样有重点的推进，有利于提高技术创新的效益和质量。

二是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关系。当前，我国工业化的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实现工业化仍是我国在新世纪初期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我国未来的工业化进程毕竟不同于一二百年前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甚至与几十年前的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有很大区别。现在在我国工业化尚未完成的情况下，信息化已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汹涌而来。这就要求我们采取双线推进的方略：一方面要“补课”，也就是采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扎扎实实地对我国传统工业进行改造，通过“补课”，提高这些产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又要“跳级”，大力推进国民经济的信息化进程，包括发展信息产业，从而实现新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三是国家创新与企业创新的关系。技术创新是一个多层次的完整系统，从创新主体来分析，可以分为国家创新和企业创新。我们要努力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政府的统一组织下，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强技术集成，推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同时，也不可忽视企业创新的作用，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看，企业技术创新甚至将成为整个技术创新的基础和主体。当前，我国企业创新的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企业之间的技术转移的程度较低，企业吸收科研机构高新技术成果的分量较轻，从而影响了我国国际经济竞争力排序的名次。这种局面应当尽快扭转。